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联络官格桑坚参谈六十年流亡社区民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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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声2019年3月24日报道】日前西藏自由抗暴六十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联络官格桑坚参接受本台采访,回顾了流亡藏人社区六十年来的民主转型,包括西藏人民议会的成立,达赖喇嘛尊者证权移交的过程等。

第一届西藏人民议会成员 图片取自 Tibetan Museum

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办事处华人联络官格桑坚参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年是我们藏人流亡印度,以及流亡世界各地的六十周年纪念日。对一个民族而言,六十年的时间其实很短暂,但对个人而言这是一个人的一生。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尊者领导藏人流亡印度六十年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众所周知,达赖喇嘛尊者亲政后,对以前的政治制度进行了一些改善,并专门成立一个改联小组,但是当时由于中共对西藏的统治与影响力,达赖喇嘛尊者的愿望在西藏无法得以实现。然而,1959年3月在西藏发生大规模的民众抗议活动,中共对藏人实行了血腥的镇压,让达赖喇嘛尊者带领的合法政府被迫流亡至印度。

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成立

达赖喇嘛尊者流亡印度后,为了让流亡社会走向民主化,便在佛教圣地菩提迦耶同西藏官员和民众共同进行协商和讨论,并发出西藏未来要走向民主道路的号召。1960年9月,也就是流亡仅有短短的时间内,尊者成立了一个西藏合法的流亡政府,而且为了实现民主化,他于1960年9月2日成立西藏人民议会,从此,每年9月2日成为法定的西藏流亡社会民主节。

西藏人民议会最初只有西藏三区的九个席位,以及西藏四大教派的四个席位,由十三名当选的代表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民选议会,当时没有西藏本教的席位。所以,最初在各方面不是很完善,也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立法机构,只能以“尝试委员会”的形式施行。

流亡至今已经有六十年,在这当中整个流亡政府逐步地走向非常成熟的民主化和三权分立的民主机制。因此,我认为这对一个流亡社会而言,算是所有的流亡社会可以学习和使用的典范。

立法机构等制度逐渐成熟

(1)成立《第11届西藏人民议会》、颁布《流亡藏人宪章》

1990年,达赖喇嘛尊者召开特别大会,解散由达赖喇嘛任命的西藏人民议会(第10届)和内阁,成立了由民众一人一票的民主程序来选举的《第11届西藏人民议会》,并增加了各个区域的议会席位,以及驻在北美和欧洲地区的议席,议员的数量提升为四十六名。同时,也产生了由议员投票选举的新一届内阁/噶伦。1992年,达赖喇嘛尊者颁布了《流亡藏人宪章》。因此,从颁布《流亡藏人宪章》后,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制度。

(2)民主转型,亦保障女性参政

自1990年解散议会和1991年成立《第11届西藏人民议会》,以及在《流亡藏人宪章》里面保证女性的参政度。因此,自1991到现在,流亡藏人的社会不仅走向民主化,而且在民主转型当中逐步走向一个非常完善的三权分立。

流亡藏人社会中产生的首位民选政治领袖桑东仁波切

达赖喇嘛尊者在政权上为半退休状态

颁布《流亡藏人宪章》后,虽然议会已经逐步走向完善的立法机制,但行政机构(内阁噶厦)的产生还是需要由达赖喇嘛尊者提名。2001年9月,在达赖喇嘛劝导下,议会修改宪章,产生了直接选举西藏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噶伦赤巴),然后再由噶伦赤巴向议会提出其他内阁成员的候选名单,经议会通过后正式任命。这是西藏民主史上,第一次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噶伦赤巴及新一届的噶厦(内阁)。

桑东仁波切是第一次民选的首席部长,他是一名不仅兼具哲学、佛学知识的高僧,也是一名兼具现代知识的学者,在流亡社会中有很高的威望。在政治领域除了达赖喇嘛尊者,桑东仁波切在整个流亡社区中算是第二号人物。达赖喇嘛尊者于2001年至2011年间处于半退休的状态。因此,2001年他被选为首席部长,并连续两次担任部长职位。

达赖喇嘛尊者基于藏人争取自由斗争的长期性、严峻性,以及坚决性,为了让年轻一代没有尊者时能够担负起争取自由斗争的重任,自2001年起,尊者把所有的行政权利慢慢移交给民选的行政机构,并让行政机构自己承担。

达赖喇嘛尊者完全移交政权

(1)达赖喇嘛尊者作出移交政权的决定

2011年,产生了由民众投票选举出的一个具备现代文化的年轻人洛桑森格博士,他以高票当选为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当时,尊者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完全移交政权。

达赖喇嘛尊者认为,他应该退出西藏的政治舞台,也就是结束从五世达赖喇嘛延续到现在的甘丹颇章政权,改变历代达赖喇嘛掌控西藏政权的制度,尊者作出这个决定。然而藏人们对尊者崇高的敬意和信仰,以及尊者在国际上的威望。因此,大家都无法接受政治权利移交给民选政治领袖的决定。

当时在议会里作出很多讨论,而且专门召开民众大会,争取民众的意见,同时也一致决定要求达赖喇嘛尊者收回这一成命。但是,尊者从小就有个思路,就是要解除一个人长期担任政治领袖的传统做法,所以尊者坚决不收回这一成命。因此,2011年就结束了西藏三百多年的政治制度,把所有的权利移交给民选的政治领袖。

(2)流亡政府和首席部长更名的考量

我们在流亡社区成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政府,运作机制也非常健全。但是,由于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的实力和打压的程度越来越强大。因此,为了考量以后达赖喇嘛尊者一旦不在的情况,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继续生存需要做很多的计划与打算,在西藏的自由斗争还没有得到解决前,流亡政府必须要生存下去。在这样的背景下,继续使用西藏流亡政府,或者说带有政治色彩的政府就会为以后带来一些危险的负面效果。所以,为了避免这些危机,或者为了使流亡政府能够在印度社会继续生存,我们对当时所称的“西藏流亡政府”作出了很大的修改。

(3)更名征询民众的意见

当然,作这些修改也征询了很多民众的意见。此外,西藏人民议会亦通过法律修改,当时藏文里是“藏人组织”,在经过翻译成了现在我们所使用的“藏人行政中央”。当时对这些修改,民间和各非政府机构也有人提出意见和批评,认为关闭了西藏流亡政府。虽然将名称从“西藏流亡政府”改成“藏人行政中央”,但三权分立的各自机构,以及行政机构属下的各部门它们都照样的运作。

(4)首席部长的更名

我们的内阁的首相当时也称“首席部长”,但随着达赖喇嘛尊者将所有的政治权利移交给民选的政治领袖以后,大家认为不应该是“首相”或者“首席部长”,因为我们的政治制度不是君主立宪制度,也不是总统制,更不是议会制。所以首席部长的名称改换成“司政”,其实司政在藏语里面指的是“སྲིད་སྐྱོང་།”因为它原文用的是“སྲིད་སྐྱོང་།” ,后来就改为“总统”这个英文名字。因此,基于这些考量,首席部长的名称就改换成了“司政”。

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僧格参加议会议程

在艰难的流亡过程当中取得了那些方面的成绩

我们在流亡当中虽然经历了许多艰难的历程,但是就像我在前面所讲的,我们在政治上走向成熟的民主化当中得到非常丰富的经验。此外,我们在学校建设卫生制度,还有包括自己传统宗教文化的传承方面,我认为我们西藏流亡政府应该算是做的最好的团体。

(1)传承民族传统上,流亡教育获得极大的成果

从1979年起整个西藏境内外之间有一些互动,当时中国政策稍微有些宽松,有大量的年轻人、僧人从西藏境内流亡到印度。自从流亡到印度后,我们在前二、三十年的时间建立了各个教派的寺院、学校。所以,这些年轻人可以完全地充实到各个学校和寺院,因此我们培养出许多非常杰出的宗教领袖和格西。而且学校裡培养的大学生也开始在流亡社会的各个单位裡任职。所以在教育上对自己语言文化的传承、对宗教文化的传承、对自己民族语言文化的抢救和学习,我认为取得这样的成就是非常巨大的。

(2)西藏议题受国际关注

西藏问题在国际上获得巨大的成就,西藏问题不仅仅获得了美国、欧洲很多西方国家政治人物的支持,而且在民间当中建立了许多支援西藏的团体。透过我们西藏流亡政府,西藏境内发生任何一件事,都能在全世界引起非常大的共鸣。因此,西藏问题的国际化是仰赖自西藏境内民众的勇气、西藏流亡政府的运作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流亡政府现在面临的挑战和对未来的展望

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问,我认为流亡政府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虽然,我们刚才提到西藏流亡政府机制健全并有效地运作。我们已经流亡六十年了,但是流亡的藏人还是能够在藏人行政中央的周围团结在一起。但是,第一,中共对西藏的管控措施越来越严;第二,中国在国际上对西藏的打压越来越大。然而流亡藏人的数量本来就不多,而且分散在世界各国,能够在印度以难民的这种身份定居下来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年轻一代的流亡藏人怎么继续争取藏人的自由斗争,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1)如何凝聚分散全世界流亡藏人的力量

在现状里有几个问题,虽然我们藏人大多移民到西方比较发达的国家,但这里面有利弊两点,第一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在印度和尼泊尔的人数在减少。但是由于流亡到国外,不管在什么国家,那些藏人对自己民族保持的热情和希望,其实并没有减少,反而由于在国外藏人的数量增多,对自己语言文字和宗教的传丞变得越来越好。

大家都知道,当初1960-1970年代流亡瑞士的藏人现在不会说藏语。但是1980-1990年代,以及2000年以来,由于国外的藏人社区逐步扩大,藏人们互相聚集的次数增多,这方面的传丞虽然仍有严峻的考验,但是都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2)区域、教派间的矛盾需要被解决

其次,由于我们处在非常民主化的社会里,现在又是网络的时代。然而民主化需要竞争的机制,比如司政的选举,或是议会议员的选举,都产生民主国家曾经历过的批评或者攻击。这造成了一定的社会矛盾,而这些社会矛盾往往变成私人间的恩怨,以及区域和教派间的斗争。这样的趋势在流亡社会里比以往更加严峻。

我认为这些现象对流亡社会、藏人行政中央也好,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因为我们正在走向民主化。但是,西藏境内的人就没有这种充分表达自己的自由。因此,在流亡社会里看到非常尖锐的讨论和批评,反而会认为这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也许有人往这个方向发展。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流亡社会不管是司政还是议会议员的选举,或者一个非政府组织的选举,大家不是把它压制下去,而是把它拉到台面上热烈的讨论,或相互间激烈的攻击。其实它本身就体现出流亡社会民主化充分的言论自由。所以,我认为虽然有严峻的挑战,但是最终由于民主机制的有效运作,这样的争论也好,相互间的攻击也会逐步完善。

(3)藏人不变的勇气将引领西藏问题获得解决

然后,我认为西藏境内藏人他们对西藏民族的热忱,特别是为保存民族的特性,对自己语言文化的传承,能够用生命的代价去争取。我认为这种精神是我们在外的流亡藏人,为争取西藏自由抗争的精神支柱。我们都知道,境内藏人虽然遭受中共经济上各方面的诱惑和压力,而且从各个方面严控管制和打压将近七十年。虽然现在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形式,但是他们这种不变的勇气,最终成为西藏问题能够获得真正解决最大的动力。

因此,在展望西藏未来,我们也都知道中共从表面上他的经济、军事实力都在增长。但是我们有自己正义的斗争以及国际上正义的支持,而且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西藏人凝聚在一起,变成我们的精神支柱。境内外藏人之间的团结和同仇敌忾,特别是为自己民族的文化、自由、民族特性的保护能够献出生命的这种勇气和精神,再加上藏人行政中央的有效运作。我认为这是以后西藏问题不会在短期里消亡的原因。尤其是中共的腐败、中国内部社会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这都会成为西藏问题最终能够得到解决的最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