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城:《用中国的古籍和公文探讨对西藏和中国的关系—西藏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最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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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声2016年11月26日报道】今年4月“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 于台湾举行。香港的刘汉城教授发表了专题报告-“西藏与中国的从属关系是否存在”。西藏之声已陆续整理播出了五节演讲内容:

第一部分,刘汉城教授解释了厘清西藏问题的重要性,并做了一些背景介绍,提出中共欲统一西藏,与日本当时欲侵占中国的说辞非常相似,以及当时中共赞扬松岗环揭发日军行为,却不准中国民众做同样的事情等矛盾之处。

第二部分,刘教授对比了中共体制内学者谭其襄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及清朝所敕修的《明史》,表示虽然中共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西藏为明朝领土,然而清朝时敕修的《明史》,并没有将西藏画入明朝的领土内。

第三部分,刘教授解析了明朝本身对明朝领土的说法,并以《大明一统志》来进一步推翻中共所谓“西藏为明朝领土”的说法。

第四部分,他用明朝的类书以及清朝所修的《明史》事例,来证明西藏并非明朝的领土。

第五部分,刘汉城教授分析了清朝典籍《大清会典》,证明西藏1727年前并未被划入清朝领土内,并以清朝时所着的《今古地理述》来证明西藏于清朝时属于“朝贡之国” ,在第五部份的最后,他更以清朝典籍中的人口数字来证明当时人口数据并不含西藏人口。

而在本台播出的最后一期的内容中,刘汉城教授进一步分析了,在中共声称的有关西藏著作中所引用的西藏人口数据,皆是来自于一本没有作者的书-《西藏志》,表示在清朝时期,政府根本没有权力获得西藏人口数据,因为当时西藏并非其所辖。

摄影:Artemas Liu
摄影:Artemas Liu

 

「下面文字完全由西藏之声根据不清晰的录音带整理,并非原讲者(刘汉城)的原稿,也没有征求过原讲者的意见和参与。台湾的2016年“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在会议结束后出版了论文集《寻找共同点》,刘汉城为他的口述报告所提供的相应文本在该论文集的页60-98。文本PDF版本请点击这里。」

 

《西藏志》的介绍

1750年,西藏志》这本书有两个版本,一个大陆版,大陆版讲的是匿名,另外一个台湾版,台湾版讲了一个名字出来,究竟是谁也搞不清楚,而且他前面是康熙刊本影印,可是里面有一句是讲乾隆,如果是康熙印的书怎么会有乾隆的东西出来呢?所以台湾的那个东西肯定是不对的,可是大陆版事实上也不晓得是谁写的。

首先,这个书跟刚才那些书的定义是不能比的,《大明统一志》、《大清会典》都是敕修,都是有名有姓的。这种书(西藏志)我不懂是谁写的,连大陆自己也承认,不晓得是谁写的。

不过里面倒是有讲了,“乾隆二年造册理番院入一统志”,可是事实上你去查一统志是没有那个数据的,这本书不晓得是怎么讲到这个,不过他就把这个数字都讲出来了,这个数字很重要,请大家注意,这个东西要请大家做一点算数才可以。

这个东西是难以置信的,中国造假是造假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你必须要分辨,请看第二个表,《西藏志》成书大约年代,然后属于达赖喇嘛的数目、属于班禅喇嘛的数目,你有没有看到,302560、121438就是那些数目,请大家核对一下,这些数目就是《西藏志》第一行的数目,请大家核对一下,你必须要一行一行看,你才知道中国的那些西藏史料是多么的离谱。

中国学者魏源着作《圣武纪》疑似不正确引用《西藏志》

第二段是《圣武记》,魏源的重要性去百度可以很轻易的去核实,魏源是中共政府高度赞美的一个爱国学者。《圣武记》于中华书局出版,在差不多一百年之后,又来了一个数目,这个数字跟第一行是一样的,过了一百年之后,还是同一套数字,且这个数字,讲法也不一样了。

这个是“乾隆二年造送理番院入一统志”。首先,我们去查一统志是没有西藏的数字的,已经是等于不正确,“造送理番院”,明明就是故意,等于是作弊,因为造送理番院,谁造送的?你怎么样也应该要有一个人造送,这个东西呢的讲法就不一样了,这个“据乾隆二年理番院造册”,一个是人家算了,送给理番院,这边是理番院造册的,总而言之,数字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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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百年间,《西藏志》、《圣武记》和《清史稿》皆用同一套西藏人口数据

再过一百年,1920年《清史稿》,《清史稿》的体例是很严格的,正史的体例,在本国把全国的领土都要讲得很清楚,然后就把他的人口、税收都讲得很清楚的。清史稿的地理部份,没有讲西藏人口,那西藏的人口是讲在什么,列传的三百一十二,就在最后的那一卷,在清史稿的最后一卷,就把这个数字塞了进去。

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两百年来的话,从头到尾,就是用一套数字。

他的来源,就是这个名字连作者都不晓得的一本、不知道从哪裡跑出来的一本书(西藏志)的一个数字就用到《清史稿》。

《清史稿》在那个时候的总编辑赵尔巽编的,赵尔巽与赵尔丰两位是中国边疆问题地位最高的,他有当过四川总督。赵尔丰大家就晓得了,西藏最讨厌的一个清朝官员,后来他又当到东北的总督,然后就成为国史馆的主编。

赵尔巽这样一个官吏,又是中国四川总督,这样一个地位,中国有什么西藏史料他应该很清楚,可是,到了1920年,他可以找出来的西藏人口数据,还是1750年的同一套数据,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不敢把这个数据,依照中国的体例,放在中国的领土裡面,就是地理。

他只能在后面塞了一个番部就摆在这边,而且塞了这些东西,都没有讲来源。

别人还有讲一个来源,什么造送理番院。到了这裡的话,他只能说,统治达赖所辖多少,来源不提。中共体例在正史的话,人口一定要讲年代的,人口是每年变的,这个东西连年代也不敢讲。

而且因为他是编正史,不敢胡吹,连这个什么造送理番院都不敢讲,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根据的。

这个代表什么?就是说连他们连跟西藏要一个人口的资料都没有,所以要在国史、在正史裡面,搞出这个东西出来。

中共的史著《达赖喇嘛传》的错误百出

可是这个不是最好笑的,最好笑的在什么呢?这个表头三行是在讲《西藏志》、《圣武记》和《清史稿》,第四行是《达赖喇嘛传》,《达赖喇嘛传》的原文,把他印在辑四。

辑四,这个就是中共的史著了。大家如果对中国的西藏史着有认识的话,你应该晓得,达赖喇嘛传是一个很权威性的,被翻译成藏文、蒙文、英文、德文,作者牙含章是内蒙古大学的副校长,中国最有地位之一的一个藏学权威。

“根据后来《圣武记》”,所以刚才为什么要讲《圣武记》,因为这个圣武记是牙含章拿来做根据,没有援引原来的《西藏志》更旧的,他援引《圣武记》。

这个圣武记的那一段印在这边,达赖喇嘛传印在这边,对照一下,记载了雍正11年,西元1733年,五世达赖报理番院的数字,当时全藏属于喇嘛,属于喇嘛方面的有多少多少,属于寺庙的农奴共为十二万,其中属于班禅方面的农奴为多少。

首先比一下这两段,去看这个第四行的,如果把这边的中文数字去算一下,这个第四行的数字就是跟第一行的数字一模一样。从1750年到1963年,到了中共解放西藏之后,所有的清朝的数字,两百多年来,还就是那一套数字,不同的是,把“百姓”改成了“农奴”。

而且不只是这样,每户以五口计,再拿来乘一个五,所以农奴一共六十四万人,这你看多少人。

中国的这些史着完全就是欺骗,就是看准这些读者不敢去查资料的,人家说是理番院造册,而且是乾隆二年,他说是“达赖喇嘛报”,看起来很权威,五世达赖喇嘛来报理番院,但去百度搜寻一下就可以证实,五世喇嘛在1733年之前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个五世达赖喇嘛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报理番院的。

雍正十一年,五世达赖喇嘛是在1682年就去世的,可是他那边说1733年,这边差了五十年。

他们不只说谎,而且是因为他们心理事实上很简单,中共就是这样,你只要说西藏是中国的,什么东西都没人敢反抗你。

如果你去中国数据科技查的话,到今天为止,说西藏农奴数目的话,除了这个没有别的根据。

中国大多数讲农奴的数字根本就不讲援引,有特别援引的事实上就是牙含章的,不只这样,坳了这个牙含章的之后,还要加盐加醋,这种就是很典型的例子,“这六十四万农奴,不仅要无偿供养三十多万僧人,还要负担地方政府的各种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