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青年教师张钰健谈达赖喇嘛、藏中关系(访谈文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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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声2019年11月16日报导】目前在澳洲昆士兰教育部任教的中国青年教师张钰健,今年一月获得私人觐见达赖喇嘛 尊者的机会。他于本月参访了达兰萨拉,并接受本台专访。在专访中,他分享了对达赖喇嘛尊者、中间道路和藏汉交流、澳洲“孔子学院”的见解,并解析了中国年轻一代对尊者,以及中间道路的看法。

西藏之声: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澳大利亚教育部任职的张钰健先生最近参访达兰萨拉,张先生曾在澳洲完成高等教育,在中国和马来西亚分别完成了中学的教育,他一直是西藏议题长期关注和支持者。

在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格桑坚参先生的协助下,他于今年一月获得了私人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机会。今天他将向观众朋友们分享,他对西藏、 华人以及中国青年一代的看法和见解,欢迎张先生来西藏之声做客。

张钰健: 主持人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西藏之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您什么时候开始了解到西藏?什么时候有了和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的接触呢?

张钰健:我最早了解到西藏问题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那时我在马来西亚读的是安大略省中学。我记得当时走进了我们社会科学部主任的办公室里,我看到尊者的画像印在我们的教科书上,这让我记忆犹新。我第一次从官方的课本中看到尊者的画像,只因为那是一所在马来西亚的加拿大国际学校。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去参加尊者的法会,那时是2017年的时轮金刚法会。当时我和一个澳洲朋友,还有一个美国朋友一起租借了一辆吉普车,从加德满都租车去印度的菩提伽耶,我们当时是通过了两个关口,尤其是到了拉克奥尔巴扎尔(Raxaul)和比尔甘杰(Birgunj),就是印度和尼泊尔的交界处。

我们一行人经过了尼方的审查后,进入了尼方的移民厅,那时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位藏人奶奶,以及一位藏人中年人,他们也在办理手续。我当时心里就想,这并没有像中国政府管理的那么严,也没有像欧美国家媒体报导管理的如此严格,看来中国政府还是挺人性化的。当我们在完成入境手续到达车上后,我的美国朋友跟我说:“你看,这两位藏人现在正在赶回西藏的路上。”当时,我心里就是惊惊的,完全没有任何表述的方法,因为这让我感到非常惊颤。

当我们到了印度的检查口时,我们完成了检查,我记得那时的印度还没有施行电子检查,非常的麻烦,你的所有文件在登记以后需要发到新德里,然后由新德里批准后再发回印度的陆路边界,当他们得到批准以后才能放行。当时我记得有很多的游客,也有很多的信众通过陆路口岸去印度,有来自中国的、有来自美国的、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位美国的妈妈带着她比较年轻的孩子,通过印度的口岸去菩提伽耶,这让我记忆非常的犹新。

在我们到达菩提伽耶后,那是一段非常漫长的路程,因为当时来参加时轮金刚法会的人非常多,我和我的美国朋友只能住在帐篷里。这让我想起尊者去英国的时候,参加了当时的格拉斯顿伯音乐节,在英国的萨默塞特(somerset)大家都住在帐篷里,那时候我去参加时轮金刚法会也是住在帐篷里。第二天早上我们都要起来在外面进行洗漱,晚上睡觉也是在帐篷里。当时是很麻烦的,但总的来说,那时候身体是劳累的,心灵却是快乐的。

我当天一醒来,一位来自澳洲的尼众跟我说:“你们要赶紧排队去注册。”那时我记得去了藏人行政中央安全部在菩提伽耶的登记处,那时的人非常多,大概有二十多万人来参加尊者的时轮金刚法会。在尊者的感召力之下,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人都来到菩提伽耶参加法会。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中国的法友们,他们都戴着口罩、墨镜来菩提伽耶参加法会,这是一件令人非常悲哀的事情。我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法友们能不戴着口罩、墨镜来参加尊者的法会,并且像别的国家信众们一样,自然的参加法会,没有受到任何的障碍。

开始的前几天尊者准备了前行仪轨,我当时心里充满好奇心。因为中国的媒体一直宣传尊者是“披着羊皮的狼”、“藏独的领袖”,但是西方的媒体却是褒嘉赞扬。所以我当时心情是疑惑的,这和很多华人朋友们一样,他们心情是疑惑的,即使移民到海外。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听到中共的媒体长期宣传“尊者是妖魔化、是很危险的”,但是西方媒体一直褒嘉赞扬,所以我在想这种困惑之情每个人都是有的,因此我当时也是非常的困惑。

尊者在1月5日的下午开始讲经,当时尊者挑的是两部经典,一部是《入菩萨行论》,另一部是《修次中篇》,这是尊者在给予灌顶前主要讲授的内容。我个人认为尊者从《入菩萨行论》以不同角度对菩提心独到的分析,我记得当时坐的离尊者相隔是非常远的,但尊者对于菩提心的分析,真的是让我热泪盈眶,让我记忆犹新。我2017年就坐在时轮金刚会场,远远看着尊者,听尊者讲解《入菩萨行论》。

在7日的下午,当时尊者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前行讲经的内容,法会的华语翻译通知来自中国、香港和澳门的信众去觐见尊者,那天早上觐见之前排着非常长的队伍,大家心情都是焦虑的,他们不畏惧艰难来菩提迦耶参加尊者的时轮金刚法会,来获得尊者的接见。尊者在结束之前还特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当地人或我们的家人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危险或警告,我们可以立即返回,他会在接下来几天的灌顶中,把我们观想在内,以确保我们透过网络来参加法会也能够受到灌顶。我记得尊者还告诉我们,他为我们祝福,他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些中国大陆的信众。那一幕是历历在目,因为我当时是坐在第二排,虽然离尊者有点距离,但是还是正对尊者,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

西藏之声:您还在中国境内时,一定看过许多中国当局对达赖喇嘛尊者的诋毁、诽谤,那么你来到民主国家后,并且今年年初获得了私人觐见尊者的机会,你觉得跟中共宣传的有什么区别?能否和我们具体谈一下?

张钰健:好,我非常想谈中共对于尊者的宣传,以及我在西方国家看到和对尊者宣传的不同,尤其是我最后会讲讲我跟尊者的私人谈话中我们谈到了哪些?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想让观众们知道。我们知道中共对于尊者的宣传,长时间来“妖魔化”的宣传,对海外藏人,对藏人行政中央“妖魔化”的宣传,已经让中国的民众都以为这是正常现象,“海外藏人在寻取独立”、“海外藏人要把中国分裂出去”、“海外藏人要使用暴力”。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就像我和我的朋友谈到中间道路的内容后,他们就会很高兴地去支持。

西方国家一般对尊者的宣传非常正面,因为尊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尊者的理念、尊者的信仰,以及尊者慈悲心为怀的精神感动了大家。所以尤其是中国人,当他们移民到了海外,他们会感到非常的困惑,我推荐很多中国的朋友们,亲自来达兰萨拉看一看,用他们自己的观点看一看达赖喇嘛尊者,藏人行政中央,是否和中国当局说的一样?还是跟西方媒体说的一样?还是你会有自己独立的观点?

照片由张钰健提供

我今年年初获得了私人觐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机会,我记得当时等在大乘法院的办公室的里面,当天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因为那时大家都是先参加公开觐见,因为我是私人觐见,我坐在之后。前面有一个僧人,也是接受私人觐见,我们当时有谈论起来,这位新任的僧人是扎什伦布寺的住持──竹嘉仁波切,那位仁波切非常的年轻,他去台湾就仅仅花了八个月的时间,他的中文和汉语已经是非常非常流利,我对仁波切非常的赞赏。我自己也不感到意外,他跟我说尊者任命他担任扎什伦布寺的新任住持,我对他非常的敬佩,我也看到尊者的眼光,尤其是在语言学的天赋上,他是能力非常独到的。

因为我这次申请觐见是在格桑坚参先生的帮助下,他是驻澳大利亚坎培拉的华人联络官,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就是因为有这位华人联络官离我那么近。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格桑先生是在去悉尼的路上,我们在悉尼的科技大学见了面,那时候他在参加一个论坛会议,他非常耐心地向我讲解了“中间道路”,向我讲解了西藏的问题,向我仔细分析了现在中国对西藏的政策,尤其是对于海外藏人是怎么样的。

我之后进入了办公室,在尊者的华文秘书才嘉先生的引导下,进入了办公室接受了觐见。尊者非常高兴地觐见了我,我们谈到了四点,我在这里要仔细的和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尊者他给我的印象是“Down to earth”,用国内非常流行的词汇说就是“接地气”,尊者非常的接地气,我从尊者身上看不到一丝盛气临人之感,透露的竟是和祥和慈悲之情,我们双方在讨论中谈到了很多主题,尤其是佛法的传承、那烂陀的精髓、中国和日本的佛教、以及学习大教典的重要意义、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变质。

首先,我要讲述的是男女平等,尊者谈到佛陀确保了男女的平等,比丘和比丘尼是平等的。当尊者来到印度时,他就呼吁尼众们要和僧众们一样在寺院中学习,而且是非常认真地学习,这大概需要二十年左右来取得格西学位。

第二点,尊者和我讲到关于那烂陀的传承,尊者还特地指出了梵语系的传承,他个人喜欢用那烂陀传承来称呼,这个体系非常注重心理学和逻辑性,梵语系或者说那烂陀传承注重逻辑和实践的真谛,不单单是依赖信仰,尊者跟我说就连佛陀亲自教导他的追随者,要仔细检查他的教法,龙树菩萨也曾否决了佛陀亲自讲的教法,因为教法和逻辑性相违背,所以可以看出这是非常科学的一种方法。我们也知道量子物理学在西方国家刚兴起,但是在印度这门学科已经是累积硕久了,尊者说每当他和现代科学家交换意见时,逻辑是至关重要的。那烂陀的传承是能够和现代科学并肩而行,汉传佛教也是来自那烂陀传承,更多的时间需要被用到学习法意和教法上,不单单是出家人,在家众也要学习法意。尊者还非常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认真学习佛法。那烂陀的传承可以作为一门学术学科,如何去研究或观察对应的就是逻辑,如何去实现内心的平静就是心理学。因此,单单念诵佛号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第三点,尊者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尊者指出社会主义可以和佛法并行,真正的社会主义是慈悲心、去尊重他人的权利,关注百姓,尤其是穷苦的百姓,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目标。现在中国是混合的社会主义,我记得我就补充道:“和资本主义混合。”,当时我们两人都在笑。尊者说现在的社会主义仅仅就是嘴上说的罢了,在实际情况下,除了金钱还是金钱,我和尊者谈到这就是“极端资本主义”。我们快结束之前,尊者提到有一次在新德里和当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会面,尊者就告诉奥巴马前总统,他在尊者之后,应当为了世界和平承担更多的责任。我记得那时一月份天还很冷,但这次和尊者的谈话,真的是受益匪浅。

西藏之声:您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所中学里任教,那么您在教课的时候,您个人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来自中国的那些学生,有没有受到一些中国的影响?

张钰健:我个人在昆士兰教学,我当时是严格依照澳大利亚的教程进行教学,没有遇到任何困难。我在教授中文课的时候,尤其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学生,不单单教导中文,同时还教导他们中国的其他民族,也就是中国的其他少数民族,我特地强调了藏族,这是和很多孔子学院派过来的教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实行澳大利亚教程时,我们是以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去教授学生,但是对于你说的第二个小问题,中国学生有没有受到中共的影响?我在想一定程度上是有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对事情的真相不了解,所以他们没办法看到事情的真相,当他们用错误的认知去看事实的时候,就会引导出错误的结果。

西藏之声:中共在很多西方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同时也开始引起了西方国家的谴责和关注,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钰健:这一点我非常想和大家分享,因为我之前是在北领地(Northern Territory),北领地的孔子学院也设有很多教师,但是我们先不讲北领地。我们来讲讲最近比较火爆的新闻,在新南威尔士州的孔子学院,所有的课程和教师被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取消了,原因是新南威尔士政府做了独立的报告后,他们发现安插外国人员在政府部门之内,这种行为是非常非常受到质疑的,尤其是从安全角度来考量,非常令人担忧。

那我现在讲回北领地的孔子学院,因为我是一个中学教师,我对这一点非常了解,以及我的很多同事也向我说了他们的担忧。主要担忧有以下几点,第一点,孔子学院的教师在教育学方面能力不足,他们很多都是通过一间大学的学位学习,并没有通过教育学专业的训练,尤其是以我们比较现代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区别化教学法、对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法、对学生不同能力进行培养。

第二点,教师的英文水平不高,我们可以看到孔子学院在招募教师时,他们提到什么?一般对英文系国家要求,教师的英语语言水平要达到雅思的6.5分,“雅思”是国际认证的英语语言水平测试,当然也是可以用别的英语测试来代替。对于非英语系国家,孔子学院派的教师要达到6分,但是澳大利亚教育研究机构说的非常明确,它对雅思的要求是7.5分,它要求所有教师都必须达到这个要求,所以我们担忧孔子学院教师的英文水平不足。

第三点,我的同事们现在人在北领地的达尔文(Darwin),他们有目睹孔子学院的教师是如何教学,让我们担忧的是孔子学院教师透过很多礼物,如大熊猫玩偶、橡皮擦、铅笔、玩具等等,每个月非常多次的送给学生们,以博得学生们的欢心。这里讲的学生主要是小学生们,然而小学生的智力和综合能力还没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是非常容易会受到这样的诱惑。

西藏之声:我的下一个问题是您对中间道路和藏汉交流有什么看法?

张钰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像我刚才讲的,当我和我的香港朋友、华人朋友,不单单是来自中国的、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因为他们长期听到宣传,他们一直以为藏人,尤其是海外的藏人、藏人行政中央、达赖喇嘛一直在寻求独立。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中间道路是不寻求独立的。就像我的朋友们,尤其当他们听到藏人是不寻求独立的时候,我为他们讲解和说明,他们很高兴地会去支持中间道路。像环球时报之类的媒体,经常进行大汉族主义的宣扬,大汉族主义的传播导致很多人失去了自己独立判断的能力。所以他们对中间道路不认识,但是当他们认识到中间道路后,他们就会非常地支持。我认为中间道路有一点能让大部分的华人朋友们支持,就是不把西藏分裂出去、不寻求独立,而是寻求真真正正的自治,我认为非常重要。

除了华人以外,青年人的可塑性非常高,他们和上一代是不一样的,上一代的思想比较保守、陈旧,他们并没有迫于改革,或者是他们对于现状表示无奈,因为对于现状的无奈,他们知道没有办法去做些什么,所以他们不愿意去做。但是青年人却恰恰不同,青年人的可塑性非常高,他们勇于探索,我们可以看到青年人即使在中国国内,他们用VPN这种翻墙软件,渴望去看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们仍然对于尊者有一种敌视,原因就是我刚才提到中共长期的宣传,所以他们仍然带有敌视。但是他们对尊者的称呼有发生变化,他们会用一些比较可爱的称呼,如“大和尚”、“大喇嘛”,这和上一代是非常有区别的。我认为年轻一代是非常有希望的,我们要寄希望于年轻一代,所以我们要加强宣传中间道路,让大家知道海外藏人、藏人行政中央、达赖喇嘛尊者没有去寻求独立,而是寻求真正的自治,保留西藏的文化。这个政策不但对藏人有利,对我们汉人也有利,尤其是东亚社会非常有利。

西藏之声:您觉得中国有没有民主化的可能?您对西藏获得自由是否乐观?

张钰健:我对西藏获得自由,近期来说是不乐观的,因为我们知道近期国内对藏传佛教的打压非常非常严格。但是从远的角度来说,我是乐观的,因为像中间道路这种不寻求独立的温和政策会赢得大部分人,尤其是教育界、法律界等等的支持。就像我和我的同事、老师们去讲中间道路,他们非常地支持,不管是中国的老师、海外的老师,他们非常支持中间道路,非常关注西藏的议题。

中国将来肯定会走上民主,但是会是怎样的民主?这还是有待观察的。因为我们看到欧美国家,像美国是共和制民主,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是采用议会制民主,像有些国家采用半议会制、半总统制民主,这还是有待考量的。中国的大趋势是会走向民主的,但是,它会走向一种怎么样的民主,这也是有待考量。我们也看到欧美国家采用不同的选举制度,有比例代表制、单一选区制,所以说当选区制度,就是投票方式和民主制度结合起来,也是让我们有待参考的。所以我们要具体看中国会选择一种怎么样的民主,大方向是没有问题的,是会逐渐走向民主的。西藏终究是会获得更高程度上的自治,但是这有待时间来探讨。

西藏之声:好了,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访谈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们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张先生来西藏之声做客,谢谢张先生。

张钰健:谢谢主持人,谢谢观众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