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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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江琳

在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会上,大家常常一起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我们对研究的对象知道得越多,越让我们感觉谦卑,越使得我们明白,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

在第二十七届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闭幕式上,每位参加会议的科学家发表了自己的感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美国国家药物滥用问题研究所的主任诺娜・沃尔科夫博士的一番话。她说,在这次会议上,她学到了怎样简单、真诚地表达不同意见而不造成一种紧张气氛,使得意见不同时,大家还能继续交流。诺娜・沃尔科夫博士说,这对于她是十分重要的一课,她说当她看到达赖喇嘛和不同意见的科学家一边讨论一边欢笑的时候,深受教育。

托洛斯基曾孙

沃尔科夫博士是药物滥用问题研究领域的权威,她曾得到多个专业奖项,被《时代》杂志选为”影响我们世界的100个领头人”之一,被《新闻周刊》选为”世界上应予以注意的20个人”之一,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选为年度革新人物。她认为毒品成瘾是一种大脑疾病,这一观点颇受争议。反对她这一观点的人认为,毒品上瘾不是一种疾病,而是成瘾者的选择。她在专业上是一个科研工作者,又是一个临床医生,同时她所主持的机构是美国国家健康研究所的下属机构,是一个分配国家科研经费的国家行政机构。专业观点上的争议难免带给她某种困扰。可以想像沃尔科夫博士在工作中会遇到各种不同性质的分歧、观点冲突和利益冲突。

观点分歧和冲突将可能引出什么,大概没有人比这位沃尔科夫博士更有体会了。沃尔科夫博士出生在墨西哥,她的曾外祖父就是大名鼎鼎的俄国革命家托洛斯基。托洛斯基由于和斯大林观点不同,被称之为 “托派”。托洛斯基在政治上失势后被迫流亡墨西哥,最后被斯大林派来的杀手暗杀于墨西哥的住所。沃尔科夫博士就出生在托洛斯基被杀的那间房子里。全世界的”托派”,包括中国的”托派”,即那些同意托洛斯基观点的革命者,都纷纷遭到迫害和追杀,追杀他们的恰恰是昔日的共产革命同志。

在二十世纪世界各国的革命史上,没有比共产党人内部的自相残杀更残酷更激烈的了。从列宁时代布尔什维克对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消灭、斯大林的大清洗到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整风、红色高棉的血腥残杀,共产党人为什么没有例外地都要如此凶狠如此激烈地对待不同于自己的革命战友,至今还是一个谜。也许,这种容不下异见的做法是多种原因的综合结果,但是有一点的可以判定的,那就是和共产党人的”斗争哲学”有关,即”共产党人的哲学是斗争哲学”,照毛泽东的说法,”与人 奋斗其乐无穷”。而这种斗争哲学,和共产党人提倡的认识论和思想方法有关系。

“斗争哲学”

上一世纪的全世界共产党革命者,有一套”哲学”。这一套哲学被斯大林正式地编进了苏联共产党党史的”教程”,是全世界的共产党都要学习掌握的。在中国,延安时代的共产党人不仅要学从苏联泊来的这套教程,这一套哲学也改变成了中国版的辩证唯物主义教科书,在共产党掌握政权后成为全中国知识分子的必学教材。一直到现在,仍然是中国的大学生人人都要学习,并以此建立起世界观的标准教材。

这套哲学有一个迷人之处,就是其简单性和普适性,它先构造简单而易于记忆的原则,然后用这种原则来解释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事物。它把人们的思想都简单地划分为两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唯物主义是对的、进步的、革命的,与此相对的唯心主义就是错的、落后的、反动的,一切都可以归入这两者的斗争。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非常适合头脑简单的懒惰的人,适合那些不习惯于对复杂性进行深入思维的人。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下出来的人,习惯于将思想划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类,不同于正确观点的必然是错误的,错误的对立面则一定是正确的。正确和错误势不两立。习惯于如此思想方法的人,一旦认定自己是正确的,那就一定要批判和自己不同的观点,要和不正确作斗争。

这种把思想简单地分成正确与错误的习惯,是任何诚实对话的最大障碍。当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的消息在互联网上报道的时候,有些汉语读者的第一反应是断然否定,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佛教哲学和当代科学如此不同,不可能对话。在他们看来,科学和佛教,要么互不相干,要么就得辩论出一个是非对错,不是科学驳倒佛教,就是佛教驳倒科学。

谦卑与开放

达赖喇嘛在三十年前就倡导佛教和科学家对话。他深知佛教和科学是极其不同的,但是他的佛学训练告诉他,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并非独立的绝对存在,它和我们自身、和我们对它的感知与认识相联系,所以,一切都在联系之中,变动之中。而我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无论我们感觉这种看法是多么确切,仍然可能只是一种虚幻的知觉。基于这样的认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就可以发现互相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也有那么多可以互相补充的知识和认识方法, 可以进行对双方都大有教益的对话。当佛学家和科学家各自提出互相截然不同的知识结论时,有一个共识,即这些不同的知识都只是对实在的一种主观描述,并不是实在本身。在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会上,他们常常一起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我们对研究的对象知道得越多,越让我们感觉谦卑,越使得我们明白,我们所知有限,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太多。

正是这种谦卑,使得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始终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势,所有参与者都乐于听取和自己不同的观点,都如饥似渴地希望得到自己不知道的知识,都随时乐意在证据面前修正自己原有的认识,在面对不同观点而辩论的时候,都对自己的对手抱着感激的心情。也正是这种态度,让第一次参加对话的沃尔科夫博士感慨,也让我这样的旁听者钦佩不已。我在今年一月第一次旁听了第二十六届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对话会后就说过,看到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我感觉自己从此不一样了,我终于知道应该怎样对待不同的观点、怎样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了。

――原载《动向》杂志2013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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