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者夏明在达兰萨拉西藏社区与藏人谈“中间道路”讲话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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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之声2017年11月11日报道】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今年10月前来达兰萨拉,出席藏人行政中央的“五.五十规划”国际论坛。10月11日他受达兰萨拉七个团体联合邀请,以“中间道路给汉人的印象”为主题,向数百藏人僧俗发表演说。他介绍了自己与西藏议题及达赖喇尊者间的因缘、对非暴力抗争的解读,同时强调,双方完全自由之后,若汉人真的无法令藏人满意、接受,那么他本人会支持最后西藏的独立。以下为夏明教授当天的讲话全文。

接触西藏与中间道路的初始

“首先我讲一下,中间道路怎么样来到我心中的。我作为一个汉人,尽管我是在四川长大,四川有许多的藏人居住,但是总的来说,对西藏的命运呢,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兴趣,没有太多的关注。因为我们在中国长大,基本的一个主题教育就是‘西藏过去非常落后,也非常野蛮,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改造他们,未来他们才能像我们一样,以我们的生活方式来生活’,所以对一个汉人来说,基本上没有想去认真地观察藏人的文化、宗教和它的价值,觉得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是我们汉人对藏人文化的一个态度。”

“在政治上呢,基本上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和他的流亡藏人,他们把这叫成‘达赖喇嘛集团,他们是要分裂中国,是要把这个国家分裂,是分裂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政治情况下看流亡藏人的话,基本上就是认为他们要分裂整个中国,是要用一切办法分裂出去的。”

“但是我对藏人的文化观,还有政治的想法,遇到了很大的颠覆。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前世的因缘关系。在2008年,贡嘎啦(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代表处华人联络官贡嘎扎西)告诉我,说达赖喇嘛尊者到了纽约,说‘你有没有意愿出席尊者的活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机缘的、一个佛缘到来了,当然我很乐意接受,说当然我要去。这样的话,我就在2008年第一次跟尊者见面。”

“我跟尊者的见面从2008年开始,以后在2009年在日内瓦出席汉藏‘寻找共同点’的会议。后来我跟另外一个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在城市大学举办过两次研讨会,我们请尊者到学校来做演讲,谈教育和哲学,我们一起做了很多其他的研讨。今天的话,我见到尊者应该已经15次了。所以,总觉的是自己一个很大的幸运。因为,我并不是见到所有的人都会喜欢,但是2008年我第一次跟尊者见面,尊者在我前面停留下来,跟我进行了间断的交谈,跟我握手。那么总归我就感觉到一下就有Chemistry,这个就是心有灵犀一下就通了。那么最后我就觉得很幸运见到了尊者。”

“而且我觉得非常巧的是,我第一次跟尊者见面的时候,我当时也做了一个电影,刚好也是在那天进行首映,正好我手中又有那部电影,那么结果我正好就送给了尊者。我觉得事情都是非常巧合,让我能够开启一个了解藏民族、了解藏文化、了解藏传佛教的这么一个新的人生,我觉的非常重要。”

藏人和汉人谁野蛮?

“我有幸跟尊者进行面对面的请教,尊者给我了很多教导,但是有几点我记得很清楚。一个就是说,我涉及到《心经》里面的解释,我觉得比较难懂。那么尊者他说‘我们藏语就很容易理解,因为藏语跟梵文很近,所以翻译了就非常容易理解’,那么我一下就意识到,对藏文化、藏语言,这种深刻的理解,我觉得一下印象非常深刻。另外一次,尊者亲口跟我讲,说‘汉人呢,包括官方的宣传,说我们藏民很落后,很野蛮’。他说,‘你想想,在我们的这个整个历史上,我们对男人从来没有施行过宦官制度,我们对女性也从来没有要求要缠足,为什么说我们是野蛮的?’。”

“在政治认识上,尊者也跟我讲到中间道路,因为我也是受过所有中国宣传影响的人,那么我总是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觉得藏人到底有多大的真诚,和真正的诉求是要走中间道路。尊者也跟我解释,他说‘中间道路,第一就是说我们不能接受现状,现在藏民族在受着各种的压迫,而且藏文化和藏传佛教在受到威胁。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并不一定诉求是要独立,我们可以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

“来这里之前,我也跟司政见面,我就有几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不断的从藏人社区,还有各级的官员,还有司政,还有尊者,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从来不反对中国,我们不是说要跟中国战斗,我们也不是说要反对中国人,我们只是认为中国政府目前的许多政策是错误的’,这一点呢就是中间道路非常明确的信息。”

“而且,尊者还有其他的一些藏人行政中央的官员也会解释,就是说如果看从那个宋、元、明、清四个朝代,汉人跟藏人也都可以有非常友好的共存的关系,当然我们也可以继续想象,我们历史上有这种关系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有这种共存的关系,而不会像过去60年,这种汉藏关系,非常地恶化。”

达赖喇嘛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

“而且尊者跟我讲了,从佛教的本身,他的这个爱呢,不是说尊者只爱藏人,而是爱普天下的众生。所以中间道路体现这种慈悲、博爱。尊者也解释到了全球的各种国际形势,使得中间道路的选择不仅是一个正确的,而且是一个必要的。因为根据目前这种全球的地缘政治的各种关系,无论从印度,还是到美国,还是看中国或者其他国家,中间道路恐怕也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是基于目前现实的一个必然需求。”

“所有这些信息,非常让我震惊、钦佩,所以我也写过一篇文章,论述尊者,我就说他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他站的非常的高。我记得有一次,尊者给我讲到,你人生的意义,其实是作为一个容器,承载他的内容。那么我就接触了这种启发,我作为容器,应该承载的内容很多其实就是尊者的信息,他的思想和政策。”

“我不仅是皈依了中间道路,而且我知道了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也有许多的中国知名的知识分子都非常惊喜地发现了中间道路,都接受了。比如说刚去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刘晓波,还有像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中文作家叫王力雄,另外还有海外其他的作家,像最近有一个李江琳写的就是关于西藏《1959拉萨!》,等等这些都是接触了中间道路,而且都在传播尊者的中间道路政策。因为有中间道路的政策,所以有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都非常的吃惊,尤其是国内的,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跟他们解释,这是尊者的非常庄严的一个承诺。”

“另外一个就是说,因为有了中间道路,许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感觉是为藏人的利益,为藏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开始说话。我记得在自焚事件发生以后,我们这边有一群人,包括王力雄,还有唯色,另外还有陈平,那么当时他出版了一本杂志叫《阳光时务》,我们一起做了一个专题就是谈藏人自焚的。这个是在所有的中文杂志中,唯一一个专门谈藏人自焚,而且封面是一个藏人在火焰中燃烧,我们做了这样的专题。”

中国不想让人民接触中间道路的真相

“尽管尊者有中间道路,但是中国政府基本上有几个做法,第一,不想让中间道路被中国的人民所知道,第二就是继续诋毁尊者,尤其不让尊者这些慈善的、还有非常个人的这些魅力,让中国的老百姓知道。所以在中国大陆,如果你跟尊者做事,这本是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我就从自己家来看,因为我跟尊者见面以后,中国政府有关的负责国家安全的官员找到我家里人,就是说不要闯这个红线,他们说是很危险的。但我一直就在闯这个红线,因为有很多的因素,包括跟尊者的亲近,我已经不能回到中国了。现在是我第九年没有办法回家,但我曾经在一片文章中写到,我觉得为了尊者,我得到这么多的收获、智慧和喜乐,那我觉得为了尊者我失去我的祖国,失去中国呢,也是值得的。”

“因为尊者他的这个政策,他的讯息,非常具有征服力。所以中国政府也在不断地掩盖中间政策,攻击中间政策。他攻击的手法有两个,有一批官方的就是在忽略中间政策,说这都是骗人的,最后还是要独立,还是要把中国分裂。但是呢,中国政府统治的权力术,是非常复杂和精细的,所以有牛津大学的学者说,中国的极权专制,是极致的专制‘Perfect Dictatorship’。所以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中国的人,貌装非常激进,包括有一些有藏族背景的那么一些人,也会非常激进地来攻击中间道路,说中间道路是一个对汉人的妥协。 甚至有人说,中间道路就是一帮子包括我们这些华人,把尊者给绑架了,然后把我们的想法强加给了尊者。”

“我总是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就是说,尊者作为世界最知名的世界领袖,作为一个智者,怎么可能被我们所绑架?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在用不同的战略,是用说你保守,说你激进,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就是要诋毁中间政策。刚才我在司政的办公室听到藏人的一句谚语,说‘藏人总是生活在希望之中,汉人总是生活在怀疑之中。’那么我希望藏人继续生活在希望之中,不要怀疑中间道路,最后能够征服汉人的心,同样我们要做的一切也是要让汉人不要生活在怀疑之中。能够相信尊者提供的中间道路,是智者的建议。而且,应该是解决目前藏人跟汉人处境的一个最佳的办法。”

2012年10月达赖喇嘛在纽约与夏明等华人学者艺术家见面 图片翻拍自新世纪NewCenturyNet

各民族未来可合作的模式——亚洲共同体

“当然我想表明自己的一个看法,无论是怎么样一种历史社稷,因为从目前的全球化角度来看,国家如果是越小的话,在这个世界的经济体里面越难生存。而且尊者也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他就说,‘设想我们西藏难道能够跟中国的整个市场割离,完全独立开吗?这一点对我们整个西藏、藏民的发展是不会有好处的’。所以对未来历史的选择呢,我相信只有等藏人完全变得自由了,那个时候就可以作出一个选择。那么我相信,我是中国汉人民主运动中的一部分,我们也在争取自由,我们都有共同一个挑战,也就是说首先我们怎么样变得都自由,当我们有自由了以后,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才能作出正确选择。那个时候,我觉得当我们都作为自由人民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能够应对,能够尊重智慧,能够作出最好的选择。我相信作为藏人和汉人,双方都会通过和平的、令双方满意的方式来重新安排大家的关系。”

“我记得我跟尊者讨论过这么一个问题,因为尊者也讲了,他说他很喜欢这个欧盟模式,我也跟他讨论过,就是说设想一下,中国呢,我现在把它叫成‘居中夜叉国’,就是它是几个国家之中的夜叉国,你们肯定读过《佛典譬喻经》里面,第一章故事里就讲到,就是有一个夜叉,不许大家交往,这个国就变成阻止所有交通和商业的这么一个国家,结果大家都贫穷起来了。后来有一个佛性很高的人就去把夜叉给征服了,这样的话大家就既有商业,又繁荣起来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我就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居中夜叉国。”

“所以我在想,如果中国人获得了民主自由,如果中国变成了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那么我相信呢,尊者也提到,就有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亚洲的整个共同体Asian Union。如果有亚洲共同体的出现,我们可能就不会为完全的主权,大家一定要去分割、一定要去暴力冲突。而且相反的是,大家可以去超越目前的这些边界了。有了更大的共同体,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下,大家反而可以解决很多的冲突。”

“当然,我说这个话,有两个地方要澄清,我并没有那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只有汉人把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以后,才会去解决藏人的挑战’,也就是说‘藏人的一切的历史发展都是依附于汉人的解决方案的’——我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希望藏人去奋斗自由,然后这样把中共推翻以后,我们汉人就可以享受藏人牺牲的奋斗带来的中国自由成就’。因为我觉得,我们无论是藏人还是汉人,还有其他的民族,因为贡噶啦也知道,我去年在纽约举行过中国民主化的讨论会。在一天的讨论里面,我就安排了有两位藏人代表,又有三位回族的代表,那么我的想法呢,不仅仅是汉人的事情,还有藏人,还有回族人,就是说我们都是平等的兄弟姐妹,我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就是怎么样获得自由。我们大家都是在平等地做事情。”

相信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共的奔溃

“而且我相信最后中国的变化发展会非常的快。其中有两个因素我想提起大家的注意。 一个就是中国现在出现了精神的大复兴,越来越多人信奉宗教、越来越多人信奉藏传佛教和佛教。现在中国的佛教徒据官方和非官方的一些统计,大概已经有三亿到四亿人了。所以我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他们的心越来越软化以后,他们有更多的同情心,对其他受压迫的民族有更多的同情。我相信在汉人本身会发生很多变化。尤其是我们看到,中国经过了现在已经30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今天这些小孩子成长起来的话,他们的爱心或者不忍之心,就应该跟前一代人是不一样的。”

“另外一个,大家可能看到现在中国的经济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他们给我们所有这些自由事业都支出非常大障碍。根据我的研究分析,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已经陷入多元的困境,而且我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压力,中国中央政府的资源呢,不足以维持目前这么庞大的一个镇压机器。而且国内维稳的消费已经超过了国防的开支。那么我相信,这种对国内人民进行庞大的军事机器的维持,我觉得是不可持续性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今天在讨论,包括我前几天参加的5年和50年的讨论,我觉的如果我们作为佛教徒的话,一定要铭记一句话,‘Nothing is permanent’,世事无常。所以我相信,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强暴的专制,不会永久存在。那么我觉的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可以看到它的崩溃。”
“当然,可能有人说‘你很乐观’,但是因为通过跟尊者的交往,通过对藏传佛教的理解,通过对印度文化的理解,我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教导。你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是与整个宇宙的价值观相吻合的。第二就是说,因为它是宇宙价值观念,你做它和不做它,其实对它都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它最终一定会成的。第三,如果它最终一定会成,所以短期的失败呢,你就不要有太多的Attachment,有太多的执着,一定要在你的眼前,现时看到成就。所以这三点,让我能够对未来抱有更乐观的态度。”

“所以呢我想说一下,第一,其实尊者所领导的这些事业,我觉得不仅仅是局限于藏人的利益。因为我刚才讲到,我把尊者看成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伟人。我们看到目前人类的主要一个冲突,就在高地地带发生,在西方的学术研究叫做Zomia。这个高地地带就是从马来西亚到越南,再到柬埔寨,到缅甸,然后进入孟加拉和印度,还有中国这边,还有西藏,还有新疆,还有蒙古,再到阿富汗,还有高加索。高地的冲突,其实是人类目前最大的一个冲突。而这个冲突里面,包含着历史的逻辑,其实很大程度上,就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三大一元论宗教之间的不可解决的冲突。我相信,如果基于尊者的很多教导,而且这些教导是源于甘地的一些思想和传统,那么我相信,佛教还有印度教,应该给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解决方案。这一点跟西方目前要解决他们冲突的方案,我相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看重尊者的所有这些做法,不仅仅对藏人有价值,而且是对整个世界冲突的解决都有价值。”

非暴力的多种形式

“另外,我知道尊者一直强调非暴力,然后强调要建设性的对话。但是我也觉得,非暴力本身并不是说让我们无所作为。我们要有非暴力,但是要非暴力地抵抗、非暴力地抗争、非暴力地不合作,我觉得才是非暴力的重要性。”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遵循非暴力的时候,一定要有非暴力抗争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用非暴力的手段,使得中国的政府,使得中国的驻外机构,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国外的重要访问,把它给阻止,或者瘫痪,或者让它受到各种挫折,能够让它在世界上被羞辱。我觉得这就是非暴力不合作的重要内容。”

“另外,现在你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政府基本上是拒绝跟尊者的任何对话,所以尊者提出要进行建设性对话的时候,这个里头有一个根本的权力和资源的不均衡。如何破除这个权力和资源的不均衡,我觉得作为弱小的一方,只有非暴力抵抗,而且是非常有效地使得中国的那些地区或者部门,受到冲击或者瘫痪,才可能逼迫中国政府采取这种建设性的对话。”

“在美国的一些藏人社区团体,其实我们也有很多合作,在一些重大的比如说像联合国的会议,或者说中共领导人的访问,大家在一起的抗议或者堵他们的车,或者在白宫前高喊。我觉得我们都做了好多的事情,我觉得就是要让它认识到,我们要不断地阻止它,由正常的运作方式,我们要打断他的行政机器或者外交努力,这是我们都在做的。”

“我有几位朋友,一位年轻女性朋友叫李焕君,她就在习近平与彭丽媛的车队来的时候,她就把车队拦下来了,钻到汽车底下,让车队根本没法运行了。另外还有其他的朋友,当习近平去佛罗里达访问的时候,他们就冲向那个汽车,把车队给拦下来了。我觉得这些抗争呢,我都是坚决支持、非常敬佩的,而且尊重他们的作为的。”

“而且我们也知道,从2009年以来,在西藏境内,已经有149名藏人自焚。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悲剧其实被浪费了。就是说,其实这个悲剧本身是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你不敢想象,如果有100多位基督教徒自焚,全世界会发生什么反映。但是我觉的有这么多藏人,尤其是许多僧人为之献身,但是我觉它产生的效果,至少我们还没有把它变成一个强有力的非暴力抗争的武器。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工作还可以做。”

“所以在前几天召开的‘5.50’的会议上,我也提出一点就是,既然达赖喇嘛已经放弃他的政治领导,所以现在的政治领导人呢,应该可以做一些政治的事情。而政治的事情有时候会有争议的,而且政治的事情呢,有时候必须要反常规的,而且人们也说,政治有时候恐怕还有一些不干净的地方。我觉的必须通过各种方式去做政治,这一点呐,我觉得因为尊者的政治和精神领袖的地位分离了,其实给我们的年轻人,给我们的一些非常规的抗争方式,其实提供了更多的空间。”

如果双方自由后,仍无法令藏人满足,那么我将会支持西藏独立

“我作为一个汉人,能够跟你们交朋友,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就在于,如果我们大家为自由一起奋斗,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有自由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友谊,通过目前建立的这种信任,可以继续塑造未来的历史。”

“有一个承诺,我想作为我个人来说,如果一旦你们变成了自由的民族,我们变成了自由的民族,如果那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也做了一切的努力希望藏人跟汉人,都能够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框架下生活。如果我们做的不够,我们没法让藏人满意或者接受的话呐,我作为汉人,我相信,如果我有影响力,我一定会支持最后的西藏的完全独立。”

“当然,我并不希望,最后独立是一定要用的政治现实。就像我们的婚姻一样,我们有离婚的自由,但并不是说大家全都要去离婚。同样的,我们大家都有追求独立的自由,但我觉得并不是最终大家全都要不断地分割,完全地独立,越来越小。这就是我的一个最后的期盼。我想已经讲了这么多了,我就在这里结束。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再问。”

夏明教授与现场民众的问答互动将在今后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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